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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岡山斗爭所體現的中國氣魄、中國智慧、中國價值及其時代啟示

          1930年初,中共中央出版的《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1]曾高度贊揚朱毛紅軍“很多寶貴經驗值得我們每一個同志注意……都是在中國‘別開生面’,在過去所沒有看過聽過的”[2]。井岡山斗爭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的探索,經歷了我國歷史上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從來未有的、獨特的、創新性的革命實踐。“井岡山斗爭的偉大實踐,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擇、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成長具有關鍵意義”[3],它充分體現了中國氣魄、中國智慧和中國價值。井岡山時期留下的歷史經驗和精神財富,對于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著重要的時代啟示。

    一、革命道路體現中國特色,彰顯中國氣魄

          中國共產黨是在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大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正在黑暗中求索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走出來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很快就創建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滿腔熱情地效仿蘇俄共產黨的做法,以全部的力量投入工人運動中。他們改名換裝譬如,李立三就是在那個時期改名的。李立三,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后在陳獨秀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李立三原名叫李隆郅,到安源開展工人運動時,為便于與工人打交道,在毛澤東的建議下改名為李能至。1924年11月,根據黨的指示,李隆郅到上海吳淞口工人俱樂部參選俱樂部主任,干脆改名為李立三。,穿起工人的服裝,學習工人的語言,從事工人的勞動,向工人學習,與工人交朋友。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僅憑數百人的力量(1922年6月中共二大全國黨員總數為195人)就促成了工人運動的日益高漲。其間,沒有出現一例共產黨員犧牲的現象。這使得年幼的中國共產黨忽視了對中國革命特殊性和復雜性的認識。就在這時,危險悄然走近了中國共產黨。1923年的京漢鐵路大罷工遭到直系軍閥吳佩孚的血腥鎮壓,共產黨員林祥謙、施洋先后慘遭殺害。“二七”慘案之后,中國共產黨的力量遭到重創,以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都瞧不起當時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據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馬林聲稱,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是脆弱的。他譏笑我‘你的職工運動那里去了? 早被吳佩孚幾條槍桿子打垮了!’他斷言‘至少五年之內,中國不會也不能有一個真正具有實力的共產黨發生’。他譏笑,現在一小撮的中共黨員只不過是一些熱情而好心腸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4]
          中國革命道路到底怎樣走?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毫無理論準備。正如劉少奇后來在延安時期所指出的那樣:“中國黨有一極大的弱點,這個弱點,就是黨在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5]
          “二七”慘案給共產黨人的教訓有兩個:一個教訓是,中國無產階級如果單憑自己一個階級的力量去對付強大的敵人,是難以取得勝利的。另一個教訓是,工人階級的利益如果沒有武裝保護是十分脆弱的。遺憾的是,從“二七”慘案以后的歷史實踐來看,中國共產黨比較注意吸取第一個教訓,這促成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對第二個教訓還是認識不足的,以為“沒有軍隊的黨派該有自由”[6]。一直到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改變以及后來的“馬日事變”和汪精衛之流在武漢清黨并采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辦法對付共產黨之后,中國共產黨人才認清了:不可能像英國等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合法斗爭途徑取得執政地位,甚至沒有蘇俄共產黨那么幸運。列寧、斯大林、布哈林、加里寧、托洛茨基等蘇俄共產黨領袖都先后遭到過沙皇統治的多次逮捕,其結果只不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流放”。“在中國,共產黨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難生還……蔣記政治詞匯中充滿了‘槍決’‘斬決’‘立決’‘立斬決’‘見電立決’;根本沒有‘流放’這個字眼。”[7]面對這樣窮兇極惡的敵人,中國共產黨人沒有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所嚇倒,拿起武器奮起反抗,并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口號??墒?,面對敵強我弱的環境,怎樣才能取勝?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只是模仿俄國革命的模式,搞城市暴動。南昌起義是這樣,秋收起義也是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將進攻的目標設定在中心城市長沙。“八七”會議以后,中國共產黨雖然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開展土地革命的總方針,但始終擺脫不了城市中心論的羈絆,仍然堅持城市中心的戰略取向。秋收起義不到幾天,起義部隊四個團先后出現嚴重問題:第四團叛變投敵,“第一團忽為假意輸誠之第四團擊敗,第三團亦受挫于東門市,軍威因之不振。一、三團敗后,入駐瀏陽之安源部隊乃孤立無援,四面受敵”[2]。還要不要繼續攻打長沙這樣的大城市?繼續打,無異于以卵擊石,革命的火種將無法保存。不繼續打,又違抗了上級的命令。在這關鍵時刻,1927年9月14日黃昏,毛澤東根據各路起義軍迭遭失利的情況,毅然決定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余部到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去保存革命實力,發展革命力量,邁出了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第一步,逐步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革命道路。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辟的中國革命道路到底在哪些方面體現中國特色、彰顯中國氣魄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中國革命遭遇到的對手比俄國革命遭遇到的對手更加兇殘。中國共產黨人碰到的對手是蔣介石反動集團。蔣介石對付中國共產黨的辦法就是斬盡殺絕。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拿起武器奮起反抗。殘酷的現實使得中國革命道路充滿著流血和犧牲。“流血”使得中國革命道路體現出“紅色”,“犧牲”則彰顯中國共產黨人“敢教日月換新天”的中國氣魄。
          第二,中國革命戰略起點與俄國革命的戰略起點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人奪取紅色政權的戰略起點不在城市而是在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這既有別于俄國的城市起義,也使中國革命道路體現出“農村包圍城市”的特色。
          第三,中國革命主力軍與俄國革命的主力軍也不同。由于中國革命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情,中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毛澤東通過對中國革命實踐的深入考察,逐漸認識到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民,而不是工人,因此,中國革命戰爭實際上是一場農民戰爭。這一點也不像俄國等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使中國革命極具“農民”特色、“土地”訴求,特別具有“鄉土”氣息。
          第四,中國革命所處的生存環境比俄國革命所處的生存環境更加困難。中國共產黨人首先建立的是一小塊紅色政權,面對的不僅是一路敵人,而是多路敵人,敵我力量對比相差特別懸殊,紅色政權處于敵人白色政權的四面包圍之中,生存環境非常困難。毛澤東稱之為“工農武裝割據”,“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 這不僅體現了中國特色,更體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怕鬼、不信邪,敢為人先、敢闖新路的中國自信和中國氣魄。
          總之,中國共產黨人無論是革命遭遇到的對手、戰略起點、革命主力軍,還是生存環境等都不同于俄國共產黨,更不同于英國等西方國家,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井岡山斗爭的偉大實踐中敢闖敢干,干出一番“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并在以后的革命實踐中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中國自信、中國氣魄!

    二、軍事思想充滿中國元素,蘊含中國智慧

          與蘇俄紅軍相比較,井岡山斗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逐步探索和形成的軍事思想(包括軍隊建設思想和軍事斗爭理論)具有鮮明的中國風格,充滿了中國元素,蘊含了中國智慧。無論是建軍宗旨、軍隊性質還是戰略戰術、軍隊紀律、軍隊政治制度等,中國共產黨人都是用中國普通老百姓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形式,用中華民族慣用的表達方式,用中國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符號展現出來的,其中傳承著中華民族的優良基因,浸含著中國傳統優秀的文化元素。
    為了體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毛澤東非常重視革命紀律,并嚴格執行統一的紀律。1927年10月,在江西省遂川縣荊竹山動員部隊向井岡山進發時,毛澤東規定了“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第三,打土豪籌款要歸公。1928年1月,部隊進駐遂川縣城,分散到縣城周圍農村發動群眾時,他又提出了“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不打人罵人。同年3月間,部隊到達湖南省桂東縣沙田村,他向全體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從而奠定了紅軍統一紀律的基礎。“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般原理,體現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本質及其建軍宗旨,又采用了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出來。它是貫徹黨的主張和完成各項任務的重要保證,是軍隊戰斗力的重要因素。它對于加強軍隊建設,密切軍民關系,增強官兵團結,奪取井岡山斗爭勝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譚震林等許多老同志后來回憶說,毛澤東親自制定的建軍原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但正因為毛澤東不拘泥于任何教條,從中國的國情、中國的民情、中國的革命實際出發,用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樸素的語言表達出來,他才創造性地發展和豐富了無產階級軍隊建設和軍事斗爭學說。
          在井岡山斗爭初期,毛澤東還提出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三大任務”也是充滿中國元素、蘊含中國智慧的馬克思主義軍事思想。它非常明了而清晰地規定工農革命軍不僅要打仗,還要擔負打土豪、籌款子和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用中國普通老百姓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形式,用中華民族慣用的表達方式,用工農革命軍喜聞樂見的語言形式展現出來,使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的士兵聽得懂,記得住,用得上,其結果是見效快、收獲大。此后,工農革命軍每一位干部戰士都明白我們這支軍隊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生產隊,每到一處,大家都能非常自覺去完成“三大任務”。幾十年以后,羅榮桓元帥在《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一文中深情地回憶說:“軍隊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的口號,就是在這時候提出來的。這句口號具體地體現了革命軍隊是進行政治斗爭的武裝集團,軍事活動與政治工作的密切結合,互相作用的關系……毛澤東同志親手制訂并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將革命軍人如何對待人民群眾,用最具體、最簡要的語言固定下來。多少年來它一直指導著每一個指戰員的行動。”[9]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還總結出了“十六字訣”的游擊戰術,初步闡述了“分兵與集中”的軍事思想。毛澤東指出:“‘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8]這在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中找不到,但是非常適合中國的國情,蘊含著中國智慧、充滿著中國元素,非常方便廣大官兵記憶、理解和運用。它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環境下非常行之有效的軍事理論。
          井岡山斗爭時期,革命力量始終處于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敵人的兵力少則八九個團,多則18個團。而我們一開始只有兩個團,朱毛會師后雖然發展成四個團,但其中紅二十九團是由湘南農軍組成的“梭鏢團”,紅三十二團則是袁文才、王佐的綠林武裝改造而來的。這兩個團不僅武器裝備差,而且人員軍政素質也較低。真正有戰斗力的僅是紅二十八團、紅三十一團。為保證革命力量的生存和發展,毛澤東就在實踐中總結軍事斗爭經驗,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這“十六字訣”的游擊戰術,非常便于廣大基層官兵熟記于心。與“十六字訣”的游擊戰術相配套的“集中與分兵”的軍事思想,毛澤東則用“打網與收網”的形象比喻來說明其中深奧的道理。毛澤東認為,“分兵”正如漁民撒開漁網打魚,其目的是將作戰部隊轉變成若干支宣傳隊、工作隊,分散到附近各地動員群眾、組織群眾,這樣既可以補充兵員、籌集軍款,又可以更廣泛地爭取群眾的積極支持;“集中”則如漁民將撒開的漁網隨時收攏,其目的是為了避免在分散中被敵人各個擊破,相反還可以將分散的兵力迅速握緊成一個拳頭,捕捉有利戰機,針對一路弱敵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正因為正確處理了“集中與分兵”的辯證關系,毛澤東指揮紅軍屢戰屢勝,連續粉碎國民黨軍的多次進剿和會剿。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形成的這一套通俗易懂、行之有效的游擊戰術,使革命力量逐步得到了發展。一直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新四軍和地方游擊隊將這一套游擊戰術發揮得淋漓盡致,并上升到了戰略的高度。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以驚人的膽略和無窮的智慧,在人民戰爭的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動活潑的活劇,創造了許多靈活巧妙、神出鬼沒的獨特戰法,把敵人打得暈頭轉向、喪魂落魄、顧此失彼、疲于應付。也正是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形成的“集中與分兵”的軍事思想,使我們的軍隊懂得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對敵人的道理。同時使我們的軍隊懂得:在戰略上,應當藐視敵人,要有以弱勝強,以少勝多,以一當十的信心和氣魄;在戰術上卻要高度重視敵人,必須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
    綜上所述,井岡山斗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軍隊建設和軍事斗爭理論的探索和創新,處處充滿著中國元素,蘊含著中國智慧。

    三、黨建思想符合中國倫理,飽含中國價值

          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里。在井岡山斗爭之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絕大多數也都置身在城市之中。但是,從井岡山斗爭開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不得不置身于農村游擊戰爭環境,并處于汪洋大海般的小生產者的包圍之中。這種情況與俄國共產黨所處的環境大不一樣。毛澤東曾感嘆:“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的很。”[8]怎樣在一個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多數人口的國度里,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里建設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建設一個具有群眾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黨是極其艱巨的任務。中國革命的特殊環境逼迫中國共產黨人在進行黨的建設時既要符合馬克思主義黨建原則,體現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又要遵循中華傳統倫理的尺度、語言的習慣、價值取向和審美標準。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無論是正規軍里的官兵還是地方游擊隊成員,絕大多數都來自農村,或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就決定了革命隊伍里不可避免地存在小農思想、自由散漫、地方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再加上我們的人民軍隊還是從舊軍隊脫胎而來,舊軍隊里的軍閥作風等不良習氣不時地表現出來。這些不良現象,從理論上看與無產階級的性質格格不入,從實踐上看對革命事業危害也是很大的。例如,“八月失敗”就是由于紅二十九團主要由湘南農軍組成,大多數戰士甚至包括部分干部,其內心的小農思想、戀家情緒、自由散漫思想,在錯誤政策和錯誤言論的影響下發酵、激變和放大后,導致軍心渙散、軍紀大亂,部隊失去戰斗力,最后釀成慘痛失敗的教訓。楊得志將軍曾親歷了“八月失敗”的過程,他在《橫戈馬上》一書中就回憶了當時紅二十九團打進郴州城后的混亂狀態:“敵補充師戰斗力不強,裝備卻很齊全。除了武器,嶄新的水壺、飯包等日用品扔得到處都是。我們的部隊雖然群眾紀律不錯,但那時的戰場紀律卻不大好,特別有些農民意識嚴重的同志,包袱、毯子、銀元,什么都揀,一個個肩背手提,羅羅嗦嗦一大堆,真不象個紅軍的樣子。直到朱軍長進了城,才制止住這種違犯紀律的行為,并派我們特務營在各個倉庫設了崗,維持治安,檢查紀律。”[10]二十九團官兵在郴州撈夠了,敵人的援兵也撲向了郴州城。此時的紅二十九團官兵本應該隨紅二十八團撤退到資興,以避敵鋒芒,尋機再戰。然而,紅二十九團大多數官兵心里都惦記著在宜章的老婆孩子,高喊著“回宜章老家”的口號,紛紛向宜章方向潰逃。面對思鄉心切的滾滾人流,紅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如夢方醒,后悔不已,歇斯底里地阻攔一哄而散的官兵,但已無可奈何了。最后,紅二十九團全團只剩副營長蕭克帶的一個連是完整的,加起來一共100余人。“八月失敗”的沉重教訓說明,革命隊伍里存在的小農思想、自由散漫、地方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不僅與無產階級的性質格格不入,而且對革命事業危害也是極大的。
          對待革命隊伍里甚至是共產黨隊伍里存在的這種不良思想、錯誤觀念,對待持有這種不良思想、錯誤觀念的官兵和黨員,中國共產黨應當采取什么辦法?是采取高壓政策來禁止,甚至是采取消滅人身肉體的辦法來消滅思想、消滅觀念,還是通過說服教育、啟發引導的辦法呢?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沒有照搬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建黨經驗,而是從中國國情、中國傳統文化的實際出發,提出了“注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原則。毛澤東是一位知識淵博、博古通今的偉大的政治家,他既曉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黨性原則,又熟悉中國歷史和中國傳統文化,在總結古今中外歷史經驗教訓的成敗得失后,毛澤東選擇了符合中國傳統倫理、語言習慣、價值取向和審美標準的做法,采取說服教育、啟發引導的辦法,著力于從思想上建黨,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政治培訓,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和其他一切不良思想和觀念。例如,在“八月失敗”后的湘贛邊界黨組織“九月洗黨”中,毛澤東和湘贛邊界黨組織采取了以“黨員重新登記”為主要手段來達到整頓黨組織的目的。到了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期間,毛澤東撰寫并發表了著名的《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提出了思想建黨的原則,這不僅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路線,而且也再一次凸顯了毛澤東建黨思想的中國價值、中國倫理。
          在中國,仁是中國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主體,其核心就是仁愛,即倡導人與人之間的親善關系。中國古代即使是敵對雙方交戰都講究一個先禮后兵?!秾O子兵法》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更何況是自己內部人的事情,那就更應該盡量采取緩和的、教育的辦法處理,要“明德慎罰”??鬃泳兔鞔_地提出德化才是最有效的手段。他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行政命令的辦法治理百姓,用刑法來治理百姓,老百姓只能勉強克制自己避免犯罪而不知道犯罪是恥辱的事情;相反,如果用德來教化百姓,用禮來引導老百姓,老百姓就知道做壞事可恥,而且自己能夠糾正錯誤??鬃舆€在《論語》中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禮的推行和應用要以和諧為貴?!蹲髠鳌芬舱f:“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改過是對自己行為的積極修正,所以是值得贊揚的事。
    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專門提出了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辦法。毛澤東針對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殘余等黨內的錯誤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極具中國倫理、中國價值和中國氣派的糾正方法。這些方法主要是“從思想上肅清”“從制度上和政策上糾正”“教育黨員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教育黨員不要搞“非組織的批評”,“不應當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等等[8]。
          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做法,到了延安時期就有了更多的發展和完善。例如,毛澤東后來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大作風,其中就有“批評與自我批評”一條。毛澤東還強調黨內斗爭要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
          1940年,周恩來從延安到莫斯科,共產國際領導人依然擔心中國共產黨離開工人階級太遠。周恩來回答說:“我們在農村里經過長期斗爭的鍛煉,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完全可以無產階級化。共產國際的一些同志聽了之后大嘩,不以為然。”[11]共產國際的一些人不以為然,并不代表中國共產黨的黨建理論不屬于馬克思主義的黨建學說,恰恰相反,這說明中國的黨建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的黨建理論。數十年以后,鄧小平同志也曾經贊嘆:“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即紅四軍創建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12]在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而戰斗力很強、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如何建設一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就將馬克思主義關于黨的建設的一般原理與中國國情、中國傳統文化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就“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毛澤東關于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進行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思想既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光輝,又符合中國倫理、飽含中國價值。

    四、時代啟示

          回望歷史,井岡山斗爭的偉大歷史給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無窮的智慧和精神滋養。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敢于擔當、實事求是、敢闖新路,善于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革命實踐、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篇,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彰顯了中國氣魄。這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處處充滿中國元素、蘊含中國智慧,既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光輝,又符合中國倫理、飽含中國價值。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直面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各種挑戰和阻力,緊緊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么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重大的歷史性課題,以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高度,統籌謀劃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民族以及全人類的發展戰略,緊密結合新時代條件和新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境界,開辟了治國理政的新境界,開辟了管黨治黨的新境界。這一思想既體現中國特色,又展現中國氣魄;既充滿中國元素,又蘊含中國智慧;既符合中國倫理,又飽含中國價值。
          第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體現中國特色,又展現中國氣魄。2012年11月17日,剛剛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習近平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就強調“要走中國道路”,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并強調這條道路“承載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著無數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著億萬人民的奮斗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是發展中國、穩定中國的必由之路”[13]。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在國內外不同場合多次提到,要 “發出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分享中國經驗”“體現大國擔當”“開出中國藥方”“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提供中國方案”“貢獻中國智慧”等新理念。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14]。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在公開場合表達“提供中國方案”的理念。同樣是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到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方面的問題時,他也明確指出,“中國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努力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中國智慧”[14]。2016年7月8日,在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習近平針對我國的哲學社會學學科理論尤其是政治經濟學理論方面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我們的理論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等實際情況。他提出:“在解讀中國發展實踐、構建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上,中國的專家學者特別是經濟學家應該最有發言權。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中國風格、中國氣派”[15]。
          第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充滿中國元素,又蘊含中國智慧。首先,習近平總書記善用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化元素廣征博引,引經據典。例如,在倡導全面深化改革時,習近平曾引用《詩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商湯《盤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改革創新理念,說明自強不息、與時俱進、勇于改革創新是中華民族由來已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又如,在倡導“一帶一路”理念時,習近平借用“絲綢之路”這一中國歷史符號,2013年在哈薩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在印度尼西亞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旨在喚起沿線國家歷史記憶,繼承和發揚“絲綢之路”精神,把中國發展同沿線國家發展結合起來。其次,習近平總書記“善于用大白話、大實話,講群眾語言,深入淺出、解惑釋疑,干部群眾聽得懂、記得住,有濃郁的生活氣息”[16]。例如,在強調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時,習近平就借用“鈣”“軟骨病”等概念來說明道理,他說:“理想信念就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13]又如,講一個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時,就用“鞋子合不合適,自己穿了才合適”來說明;在闡述改革要辨證施治的道理時,他形象地借用了中醫知識深入淺出地指出:“既要養血潤燥、化瘀化血,又要固本培元、壯筋續骨”;在強調高質量發展時,用“塊頭大不等于強,體重大不等于壯,有時是虛胖”來比喻說明只有經濟總量而沒有先進科學技術支撐是不夠的。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還有很多接地氣的群眾語言,“一掃人們反感的大話、套話、空話和‘官話’,與大眾話語體系很對接、很吻合,似春水一般清澈”[17],不僅充滿中國元素,而且蘊含中國智慧,既輕松自然、通俗易懂、活潑生動、耳目一新,又撥云見日、高屋建瓴、啟人深思、催人奮進。再次,習近平總書記善于用中國詩詞直抒胸臆、用中華格言警句增強語言的吸引力、感染力、說服力和感召力。比如,他在參加“復興之路”展覽時,把中華民族的昨天、今天、明天用三句詩詞做了高度凝練的描述和概括,昨天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今天是“人間正道是滄桑”,明天是“長風破浪會有時”,大氣磅礴、氣勢恢宏。這種氣勢還常常體現在對事物規律和本質的揭示、把握上。又如他用著名學者王國維關于治學的三種境界來論述理論學習也要有“望盡天涯路”的追求,有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也要有“衣帶漸寬終不悔”“人憔悴”的心甘情愿;更要有“眾里尋他千百度”,最后在“燈火闌珊處”去領悟真諦。習近平總書記這種語言充滿著中國元素,從而讓人覺得親切而又妙趣橫生,易為普通群眾所喜聞樂見;這種語言也充滿著中國智慧,從而讓人覺得富有哲理而又意味深長。
          第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符合中國倫理,又飽含中國價值。首先,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以人為本的中華傳統倫理和中國價值,并在繼承這一中華傳統倫理和中國價值基礎上進行了創造性發展,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黨和國家的一切工作要以“人民至上”“以人民為中心”,并強調改革和發展要始終以人民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接受不接受作為檢測的標準。2014年2月7日,習近平在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18]2016年4月18日,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三次會議上指出:“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19]判斷改革的好壞成敗關鍵看是否滿足了人民群眾的需要,是否增進了人民群眾的幸福感,是否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為人民謀幸福,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價值結構體系的邏輯起點”[20]。其次,習近平還特別強調要弘揚中華傳統美德,認為“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18]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當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中無不延續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基因,中國人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無不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中華傳統美德塑造了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和思維方式,影響著社會的風俗習慣、文明風尚,“今天依然是我們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力量”[21]。習近平強調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22]。習近平關于弘揚中華傳統美德的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滿懷對中華傳統文化、傳統美德的深情,深刻總結、繼承和發展了我們黨對待中華傳統美德的思想主張,蘊含著對傳統美德繼承和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是指導當代中國道德理論和實踐發展的重要遵循”[23]。再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也是飽含中國價值、充滿中國倫理的思想,“開辟了人類倫理文明建設的新境界”[24]。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協和萬邦等價值取向和傳統倫理在中國代代相傳。中國人民從近代以后遭受戰亂和貧窮的慘痛經歷中,深感和平之珍貴、發展之迫切,深信只有和平才能實現人民安居樂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站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新高度,以大國領袖的責任擔當,深入思考“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如何建設這個世界”等關乎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課題,提出并逐步完善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時指出:“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斷,讓文明的光輝熠熠生輝,是各國人民的期待,也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和共產黨員應有的擔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實現共贏共享。”[25]習近平關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理念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已被多次寫入聯合國文件,這也使得中國價值、中國倫理對人類文明和全球倫理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為實現共贏共享的全球價值取向和構建健康合理的國際關系倫理奠定了基礎并指明了方向。
     
          當前,我國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綜合國力顯著上升,經濟實力穩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國所處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波譎云詭,國際發展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新常態。時代的變化和我國發展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當時的想象。如何迎接新挑戰、適應新常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如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等一系列問題和挑戰擺在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正經歷著一場事關發展全局的理念變革,正在進行著一場宏大而獨特的發展實踐創新。
    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26]新時代,新情況,必然要有新實踐,更要有新思路、新理念、新理論來指導我們前進。正如習近平所指出:“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27]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廣闊的歷史視野、邃遠的理論思維、科學的哲學創造、博大的天下情懷,聚合中國十三億多人民攻堅奮進的磅礴力量,總覽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五百年的興衰沉浮,放眼人類文明豐富多彩的發展道路,從世界的原理中為世界闡發新原理,從時代與哲學的關系上深刻回答了當代中國與人類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解決當代人類問題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思想,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理論是實踐的指南。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奮斗,我國以世所罕見的速度發展起來了,我們從未像今天這樣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然而,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面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前進道路上還有不少困難和問題。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認識真理永無止境,理論創新永無止境。今天,我們回顧井岡山斗爭的偉大歷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弘揚跨越時空的井岡山精神,學習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敢于擔當、實事求是、敢闖新路的精神,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在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中,努力展現中國自信,站穩中國立場,體現中國氣魄,凸顯中國特色,弘揚中國價值,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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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7]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N].人民日報,2016-5-17.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風險應對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7BKS034);江西省社科規劃重點課題“跨越時空的井岡山精神研究”(項目編號:16WTZD04)。
    【作者簡介】盧麗剛(1965— ),男,江西余江人,教授,主要從事紅色文化與新時代黨建智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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